1977年，1月1日，冀北省尉县，晴，微风。
一个头戴帽，身穿绿色军大衣的的青年，骑车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一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飞快的前行。
他名叫杜聿，是一名刚刚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知青”这个词对于几十年后的新时代年轻人来说，是个很文艺、很浪漫的词汇。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王作家的《黄金时代》，是张导演的《山楂树之恋》。
许多电影、电视剧中描写这个时代、这群人无不是这样的一群满怀革命豪情的热血青年，组成一个个生产建设兵团，胸戴大红花，在爆竹轰鸣、锣鼓喧天、彩旗飞舞的欢送气氛里，斗志昂扬的奔赴茫茫林海、戈壁草原！到最艰苦的边疆战天斗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只不过这些洋溢着青春无悔精神的情景，只能算是艺术的夸张。最普遍的真实故事远没有文艺作品中描写的这么浪漫。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多达几千万。但许多人不知道知青其实也还有“洋”、“土”之分。
所谓“洋知青”就是那些从城市下来插队的青年，他们从衣着到谈吐无不透露着丝丝洋气，与农村落后、保守的氛围格格不入。而与“洋知青”相反，所谓的“土知青”更确切的说应该叫做乡镇青年。六七十年代的乡镇驻地，除了多出一些公派机构之外，并不比普通的村子繁华到哪里去。
但是知青下乡指标的划定并不是按经济发展水平，而是按户籍性质来划分的。所有非农业人口，不管你家是在祖国的心脏首都，还是本身就住在偏远落后的山沟，都要按规定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这就闹出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杜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虽然身处在冀北省，但杜聿实际上却是首都户口。但如果你真得以为杜聿是从两百多公里外的首都北京下放到冀北尉县来的，那你就又猜错了。他已经在尉县生活了十年，现在连说话中都带上了几分尉县口音。
杜聿和尉县的联系，还要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说起。当时美国开始直接派军队介入越南战争，严重威胁到我国南方的领土安全，而中苏关系又因为路线之争开始急速降温。在如此险恶的国际形势下，国家领导层按照“立足打战”的思想，开始对全国的工业布局进行调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集中在沿海地区的部分骨干企业，转移到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增加国家的整体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而作为党中央“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三线”建设。
为了应付美苏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当时国家决策层的态度是，不能大事小事都依靠中央，各省自己的事要自己管好。特别是沿海一二线地区，要以省为单位在省内相对偏远隐蔽的地区搞点地方军事工业，为将来可能的敌后游击战提供后勤物资支持。